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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家吴冠中横站于东西方夹缝间

时间:2014-07-07 18:50来源: 作者: 点击:

        2010年6月25日,著名画家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在北京逝世,享年90岁。吴冠中是中国美术界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泰斗级艺术家,在世时便曾于中国美术馆、香港艺术馆、大英博物馆、巴黎塞纽齐博物馆、美国底特律博物馆等国内外一流美术馆举办过多次个展;荣获法国文化部最高艺术勋位,并被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;其作品在国际拍卖活动中不断刷新纪录,按总成交额计算,谨以微小差距居于齐白石后的第二位,随着画家的去世,超过齐白石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
  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北渠村的一个普通农家。一方面是像那个时代众多青年一样,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,同时也不无对未来出路的现实考虑,初中毕业后,考上了浙江大学代办的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。读完一年,按彼时的规定,参加大学预科生的暑期集中军训,吴冠中与国立杭州艺专预科学生、后成为旅法著名画家的朱德群编在同一连队、同一班,俩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。一个周末,吴冠中随朱德群参观艺专,看到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,心灵受到巨大震撼,当即决定弃工从艺:“十七岁的我拜倒在她的脚下,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,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,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了浙大高工的电机科。”

  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创办并执掌的杭州国立艺专(即后来的浙江美术学院,现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),与北平国立艺专(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)并立为民国时代南北两大艺术教育重镇,师资雄厚,人才济济,教学中西合璧,吴冠中在这里受到了包括印象派在内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启蒙。抗战爆发后,杭州校区被毁,学校被迫辗转迁移,从长沙到沅陵,从贵阳而昆明。躲警报之余,临摹《南画大成》、画人体模特,艺术并未完全成为战争的牺牲。艺专毕业后,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,同时自修法文,为赴法学艺做准备。

  1946年暑期,教育部在全国设九大考区,公开选拔战后第一批留学生,其中只有两个留法绘画名额,竞争空前激烈,吴冠中幸而考中。翌年夏,赴法留学,入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,师从苏弗尔皮教授(J. M. Souverbie)。这位巴黎画派的重要成员,把艺术分为两路:小路艺术娱人,大路艺术撼人;其看对象或作品亦分两类:美(Besu)与漂亮(Joli)。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“漂亮呵”,便是贬词,是警惕。老师对艺术的“酷评”标准,显然也影响了后来吴冠中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尺度。

  战后的巴黎艺坛,自由之风吹拂,本来就倾向现代派的吴冠中如鱼得水。来法国前,吴冠中原本是不打算回国的,“因为国内搞美术没出路,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,视西方现代艺术为洪水猛兽”。但一方面是思乡心切(彼时已结婚生子,夫人朱碧琴与长子在江苏老家),感觉梁园虽好,却非久居之地;另一方面,梵高的一句话,让画家陷入深深的思索:“你是麦子,你的位置在麦田里,种到故乡的土里去,将于此生根发芽,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。”因此,当苏弗尔皮教授预备为弟子延长公费时,吴冠中向老师吐露了内心的想法,得到了后者的理解与支持。1950年暑期,吴冠中回到新中国,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。

  吴冠中得以任教中美,系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。院长徐悲鸿一味主张现实主义,与林风眠兼容的,甚至有些偏爱西方现代艺术的学术观点水火不容,故旧杭州艺专系的学生也与徐系的学生观念相悖。新教师上任后,徐悲鸿作为校长出面请客,但“除必不可少的礼貌话外,徐先生和我没有共同语言,虽然我们是宜兴同乡,彼此乡音均较重”。吴冠中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,每次上课让学生们传看一两本,结合名作,解读艺术观念和源流,效果甚好。令他惊讶的是,学生们居然从未听说过波提切利、莫迪里阿尼、塞尚、梵高等西方名家。而当有同学问老师有无列宾的画册时,则轮到吴冠中感到汗颜:不仅没画册,甚至从未听说过列宾的名字。课后问董希文,董说是俄罗斯十九世纪大画家,是今日国内最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。吴冠中回家后查法文美术史,好容易发现了列宾的名字,但只有寥寥几行文字介绍。

  吴冠中在中美教书的第二年,赶上文艺整风运动,徐悲鸿在全校大会上讲话:“自然主义是懒汉,应该打到;而形式主义是恶棍,必须消灭。”吴冠中感到非常孤立。很快,便接到调令,去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。在清华,住在原先朱自清等名教授住过的北院六号,吴冠中感到很舒心。建筑设计要讲究形式,也不怕被批为“形式主义”。

  1956年4月,毛泽东提出“在艺术上百花齐放,学术上百家争鸣”的所谓“双百方针”。9月,由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、音乐系为基础组建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(后改为北京艺术学院)成立,吴冠中应邀去该院工作,任副教授兼油画教研室主任,就此“归队”美术界,直至八年后艺术学院建制取消,并入中央工艺美院(1999年工艺美院又并入清华,成为清华美术学院)。

  吴冠中从青年时代起热爱鲁迅,对鲁迅的阅读与理解贯穿了一生。他在1999年为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专栏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,必须横站,格外吃力。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、西之间,古、今之间,但居然横站了五十年……”但正因为费力而决绝地保持着“横站”的遗世独立姿态,艺术家打通了西画与国画、美术(或曰“纯艺术”,Fine Art)与工艺之间的藩篱,成为在诸多领域中独树一帜的格外醒目的存在,而不在乎是否会被“艺术主流”边缘化。

  早在杭州艺专预科时期,学生不分科,统属绘画科,以西画为主,兼习国画。因为国画的老师是潘天寿,备受学生崇敬。吴冠中也受此影响,一度转入国画系。“但我那感情似野马的青年时期又未能安分于水墨淡雅之乡,我狂热地追求色彩,终于又改回了西画系,从此梦寐向往的是塞尚、高更、马蒂斯、毕加索……”“我一向着眼于中、西方审美之共性。我爱传统绘画之美,并曾大量临摹,深切地爱过,仍爱着。我也真正爱西方绘画之美,东也爱,西也爱,爱不专一,实缘真情,非水性杨花也。”因为在艺术家的眼里,“达芬奇的素描山水与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卷》颇为相似;波提切利的作品突出线造型、平面感、衣带飘摇感,大异于拉斐尔、提香等浑圆丰厚的立体氛围,独具东方情致。郁特利罗的作品中可感到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及‘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’的中国实情,加之他表现手法中强调平面分割的对照及线之效果,我最早喜爱其作品也许缘于吻合了我的中国品味,而中国传统的或民间的绘画中也同样可发现西方所探索的因素。”正是基于如此独特的视角,吴冠中才能操觚水粉、油彩、彩墨、水墨、版画等几乎所有的绘画媒体,不懈地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创新的探索,在土土洋洋与洋洋土土、抽象与变形之间东奔西突,左右逢源。所以很难用一个笼统的概念来定义其艺术。如非如此的话,也许只能勉强用“造型艺术”来概而括之。

  但虽说如此,在国中现状的艺术体制下,吴冠中的的确确始终不代表“主流”,甚至可以说,在不同的时期,是被“边缘化”的对象。1999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吴冠中艺术展”,占了三个大厅。不仅规模空前,而且以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。某种意义上,意味着国家对艺术家价值的肯定。吴冠中似乎也颇为感动,从展品中遴选了十幅巨作捐给国家。但展览一结束,便有人策划了三篇批判文章,在《文艺报》上连续发表。文章浓烈的意识形态味道,恍如文革大字报再现,一扫个展的余韵。

  不仅如此,单就作为画家资质而言,国内美术界对吴冠中也有臧否两论。譬如,说吴的书法“不行”等等。传统书画界历来有所谓“诗、书、画一体” 说,当代艺坛也不乏这方面的“通人”或自诩“通人”者。对此,吴冠中并不避讳,而是坦言自己的不足:“三十年代我随潘天寿学画,潘老师说:‘有天分,下功夫,学画二十年可见成就,书法则须三十年。’潘老师的话我总是相信的,但当时对书法与绘画的比较则尚无体会,只根据他的指导临颜真卿、黄道周,及魏碑、石鼓文。然而,对书法的兴趣远不如绘画,对画的优劣感到一目了然,自以为很懂了,可是对书法却缺乏独立审评的能力……其后我专攻西洋画,连水墨工具都抛弃了,更谈不上再练书法。”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。纵然书法上的缺憾是一个事实,但画坛宗师的泰斗地位仍然难以撼动。

  晚年,吴冠中除勤奋创作外,还以敢言著称。画家以切身之体验,痛陈体制弊端,语不惊人死不休,不仅诸如“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”、“笔墨等于零”、“艺术活动跟妓院差不多”的发言令许多官员和同行不舒服,所谓“以奖代养”、“撤销美协、画院”等建言也触及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,作为解决方案,未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。但毋庸讳言,艺术家的激愤之言,很大程度上是对束缚、乃至阉割了艺术家创作力的艺术体制之患的不幸言中。

  虽然直至1979年,吴冠中才拥有了一间11平方米的画室,可艺术家一生勤奋创作,著述(画作和著作)等身。除了给孩子留下几幅纪念性画作外,绝大多数都捐给了社会。其中相当多的作品,作为经济泡沫的一部分,还处于“充气”状态,价格日益飙升,但已与作者无关。作者轻掩画卷,已走进历史。

  知我罪我,是耶非耶,升值贬值,官司荣辱,都不重要了。用艺术家自己的话说:“时代的变迁,个人的经历和年龄铸造了今天的我,无从后悔,无可自得,自己无法对自己作出客观的评价,倒是可作为别人的借鉴,蓑草乃新苗之肥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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